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大学没有“精神围墙”，就无法满足大众对大学的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从而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
●正因为大学不客观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因此就承担了“无限责任”，从而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出了问题。
对当今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是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大学除了在“坚守”与“创造”之间存在着张力，在“改革”与“回归”之间或许存在着更大的张力。这些都是必要的张力，大学在这两个张力中前行。为此，认清大学的使命并以此为方向，显得尤为重要。
大学的使命在于传承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个似乎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大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这样一股思潮，说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作一个大型的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公司，那么就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传承方面的重要功能。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即使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也绝对办不出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所规模很小的名校，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文化功能构建的独特性。
同时我要强调，大学是一个民族性极其强的教育和学术型机构。国内曾经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作我们办大学的一个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国外的一流大学简单地当作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样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有学生，她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因此我们的大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思想和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并且把它们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的文明、精神进行传递，这种传递是学者们先进行研究后才能传递的。
大学培养的学生承担着将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与发扬的任务。任何学科专业，不仅仅是人文社会学科，还包括自然科学和医学等，都在起着这个作用，因为说到底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因此，我们复旦大学在前些年开始了通识教育。虽然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大学，尤其像复旦这样的大学，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任务。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Dwight Allen）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Eric Ashby）曾经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而“遗传”则是大学对自己应有的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是“保守”的。这里“保守”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保守”有“坚守”的意思，指的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大学的这个“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学非常稳定而且有力量。
当然，大学也不能脱离现实。但是从她的“保守性”来说，又必须要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经常讲大学要远离尘嚣，要保持宁静和清醒。前些年有个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如果它只是指物理的围墙，我觉得可以拆掉，但是大学的“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大学没有“精神围墙”，就无法满足大众对大学的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从而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对世风恶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应是社会的清洁剂、清醒剂。
这些年，大学有不少有失规范的地方，国外的大学有，国内的大学也有。其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精神围墙”。大学应该是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尤为重要。
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
上面讲的是大学的“保守性”的一面，但大学同时也具有她“创造性”的一面。大学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要不时地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因为人类的社会远不是完美的，所以总应该有一批人来非常认真地研究和批判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当中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就放弃了大学应该担负的文化建设方面的责任。反省不仅仅是批判，而更应是创造。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当今的金融风暴和社会的道德问题，等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讨论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这种讨论不应是泛泛而谈，发发牢骚，而应是深入的分析，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大学教师不应是一个流行节目的主持人，他不应该仅仅煽情，而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方法。我们要关注未来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并对此进行研究和讨论，给出我们的回答，就如温家宝总理提到的“大学要仰望星空”。有些问题看起来可能是非常纯的理论问题，跟现实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研究恰恰是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我们创造了新的精神资源、新的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极具“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如果大学一味“保守”甚至复古，大学就丧失了她的责任；但如果大学忘记了传统，完全流俗，那么也是丧失了大学的责任。因此，许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认为，大学的这种“坚守性”，以及她的“创造性”，实际上构成了“大学之魂”。
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
除了以上两个功能之外，大学还有第三个功能——服务社会。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是时代新赋予的功能。
大学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个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全世界为了反对法西斯，在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政府给了大学很多资源的投入，希望她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在这场世界性的战争当中崛起的，因为她发明了雷达，并发明了破译密码的方法等，为赢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自从政府介入大学事务以后，大学就带有了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学跟工业界、实业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大学之用》一书中指出：“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他认为，大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因此大学总是希望及时地对社会的需求作出反应，以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我认为，这种调整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在这一头走得太远了。我们必须注意到，大学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两个倾向性的问题。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这使得某些大学有些自大，认为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这是一个不太客观的倾向性表述。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是一个万能者，她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正因为大学不客观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因此就承担了“无限责任”，从而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出了问题。
另一方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美国学者认为自己的大学已经堕落成为“服务站”。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认为，“服务站”就是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大学也就给什么。这样的话，大学为社会提供的是即兴式的服务，不仅服务质量不高，而且使大学过度地社会化、政治化、市场化，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就丧失了，这样必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
为什么“服务站”思想会使得美国的大学沿着这条路走得很远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当“服务站”能够为大学带来财富和各方面的支持。实际上，“服务站”思想使大学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媚俗”、“媚众”、“媚上”的种种陋习，大学本身独立的精神未得到应有的坚持。因此，这样的大学受到了很多学者，乃至大众的批评。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Hutchins）在上世纪70年代时，对大学“服务站”的做法和思想提出了非常严肃的批评。他甚至说：“如果大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那么改革她的唯一方式就是使她回到传统意义上的大学。”
因此，为了维护大学的精神品格，在努力为社会提供各种高水平、有深度的服务的同时，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克服上面提到的两个倾向，要保持大学本身应该有的稳定和宁静。(《中国教育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