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关于宏观经济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经济增速自2012年以来持续波动下行，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一些重大的转折性变化已经出现或进一步得到确认。

从需求看，2013年城镇户均住宅超过1套，新开工房屋面积、住房销售面积均在2013年出现峰值，2015年房屋施工面积和开发投资的增速都接近于零。2014年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进入国际经验显示的汽车增长减速阶段。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新世纪以来首次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

从供给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2年达到峰值，按照国际上通用15-64岁标准，也在2014年达到峰值。2015年全国发电量出现1978年以来首次零增长，水泥产量出现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钢铁产量出现2000年以来首次下降。从产业结构看，2012年第三产业占比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第一次超过50%，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由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总体低于制造业的规律决定，经济减速不可避免，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随着外部需求收缩和国内传统消费需求饱和，我国大量传统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存量供给远远超过市场需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对各类消费需求的性价比、安全、质量等要求明显提高，而消费品供给规模有余而品质不足。随着消费升级明显加快，日益向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发展，新的需求很多，但有效供给创新却跟不上。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既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也是针对近几年需求管理政策边际效果递减的务实选择。供给侧政策倾向主张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减少干预、降低税收，在制度上减少限制，注重结构调整，关注中长期目标；需求侧政策倾向主张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增加公共品供给、扩大需求、政府干预，在制度上加强对经济的管制，更注重总量调整，关注中短期目标。在实践中，各国在特定经济制度和国际分工背景下，往往以问题为导向，制定适当的供给侧政策或需求侧政策。

就我国当前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供需矛盾和结构失衡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但是，也要注意不要把供给侧结构改革泛化，要把供给侧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与相配套的政策调整区别开来，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区别开来，与具体产品的升级换代区别开来。具体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着力推动供给侧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产品创新提质，增强供给对需求变动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今年的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既包括体制机制改革内容，也包括很多政策调整内容。

2016年，我国经济处在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期，预计投资增速将继续下行，并进入个位数增长时代；出口在保持市场份额不下降的同时，有望出现微幅正增长；消费有望保持基本稳定，增速继续超过投资。同时，仍面临工业通缩、企业效益下滑、资本外流、债务违约增加、潜在失业风险增大等突出挑战。总体看，若能紧紧抓住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保持总需求适度扩张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仍有条件争取6.5%以上的增长，努力实现“十三五”的良好开局。

二是关于2016年的国际经济走势。

2016年国际经济走势变数加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初步统计，2015年发达经济体增速从上年的1.8%提高到2%，为连续第二年提高，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则从4.4%下降到4%，为连续第五年减速。受此影响，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从2014年的3.3%下降到2015年的3.1%。按实际贸易量统计，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增速从2014年的3.4%提高到3.8%，发展中国家则从2014年的4.5%下滑到1.5%。在跨境投资方面同样出现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吸收的外资同比增长90%，而发展中国家仅增长5%。据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2.4%，2016年增速将小幅回升至2.9%，但低于去年6月的预测值。经合组织2月18日发布的报告，也将去年11月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0.3个百分点。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之下，中国外贸出口也下降了1.8%，但在22个主要出口国当中，降幅是最小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在利用外资方面，中国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260亿美元，同比增长5.6%，增速比2014年的1.7%有明显提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制造业的利用外资金额在连续三年下降之后，2015年只微跌1%。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中国商品在总体上仍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仍然被国际投资者看好。2016年我国要把握好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有序调整，稳定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这有助于稳定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

今年全球经济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风险是,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复苏可能都不够稳固。

三是关于化解过剩产能的问题。

针对化解产能过剩这个老问题，政府对这个问题一直高度重视，持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年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产能”作为2016年五大任务之一。最近，国务院研究出台关于钢铁和煤炭业化解过剩产能促进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不少化解产能的政策措施，但是，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什么是“管用的”的退出政策。针对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如企业退出后大量的债务损失要由谁来承担？如何让银行有积极性核销债务？政府要不要承担一部分债务损失？等等。

第二，化解产能过剩的目标问题。化解过剩产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比较准确地判断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市场需求变化。“十三五”期间煤炭需求量、钢铁需求量的变化趋势，对判断化解过剩产能的目标至关重要。

第三，哪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需要政府推动，哪些行业可以依靠市场化解。现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很多，钢铁、水泥、石化、电解铝、煤炭、船舶、汽车、平板玻璃等等，如果都靠政府亲力亲为，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要仔细分析不同产能过剩行业的特征，看看哪些行业应该由政府参与化解产能，哪些行业可以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采取精准有效的措施化解产能过剩。

四是关于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主要风险。

金融风险是今明两年风险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金融领域值得关注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银行体系风险压力巨大。实体经济杠杆率仍在大幅上升，但经营效益仍在下滑，部分企业只能依靠“借新还旧”甚至“借新还息”维持经营。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恶化。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信贷风险突出。今明两年，随着“去杠杆”、“去产能”、
“去库存”的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将更加严峻，风险有可能更为集中。

——外汇市场和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不容小觑。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美元进入加息周期等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增加，经济主体持汇、囤汇和外币负债去杠杆化意愿增强，资本流出压力上升。今年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出的主要因素：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可能导致资本继续回流美国；境内主体资产全球化配置趋势也越发明显，企业海外投资步伐加快等。

——民间金融风险快速上升。近几年快速发展起来的各类理财公司、P2P网络借贷平台等有组织的民间金融，由于经营不规范、监管职责不清等原因，在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下，违约风险陆续暴露。尤其是P2P网络借贷平台“卷款跑路”事件频发。民间金融涉众性强、地域范围广、风险积聚快，极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同时也加大了向正规金融体系传导的可能性。

——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风险是风险防范中的难点。随着金融综合化经营不断推进以及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风险极易在不同市场、行业以及机构间传递，引发连锁反应和叠加冲击。

五是关于房地产“去库存”及化解潜在风险。

目前，我国房地产“去库存”任务相当艰巨。在总体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更为明显。还应注意的是，在商品房库存结构中，除住宅之外，商业营业用房和办公楼的库存也占较大比重。在去库存压力和难度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必须高度关注两大问题和风险隐患：

一方面，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幅很可能会出现“负增长”。

另一方面，要防止房地产开发投资负增长和去库存压力加大，导致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增大。

2016年，面对“去库存”的艰巨任务，政策咨询研究机构需要密切跟踪分析和研判经济形势，关注全国和本地区“去库存”的动态和出现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精准政策建议，及时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使房地产“去库存”的各项举措能够比较顺利地落实。

六是关于发挥好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

完善社会政策体系，是保障民生、防范社会风险、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要高度重视社会领域的相关政策研究。

首先，要注重研究就业风险防范问题。要加强就业监测与分析，为就业政策调整完善提供依据。同时，针对局部区域、行业的风险，做好包括破产关闭企业员工相关权益保护、就业困难人群再就业安置以及基本生活保障等预案和政策储备。

其次，要注重研究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完善问题。未来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强化城乡低保为核心的社会保护体系，确保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安全，注重精准扶贫。要加快推进养老、医疗等领域的制度整合，完善管理，更好发挥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公平的功能。针对养老、医疗领域的收支不平衡压力，要通过逐步提高统筹层级、完善精算平衡和待遇调整机制、开源和节流并举等综合措施，积极、稳妥地予以解决。

再次，针对快速城镇化，加强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研究。受户籍制度特别是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公共服务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我国城镇化存在不彻底及由此导致的城市内“二元结构”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非常突出，必须加快解决。最关键的是要改革公共服务体制，保障流动人口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权益，让他们在城镇安家落户，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最后，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伴随着老龄化加速，我国的养老服务压力与日俱增，必须加快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七是关于构建竞争力导向的农业政策体系。

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竞争力，促进农业尽快从拼投入、拼资源、拼环境式增长，转向以提升质量和效率为中心的集约高效式发展，是“十三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为此，需要深入反思我国长期实行的增产导向的农业政策体系，充分借鉴与我国具有相同农业资源禀赋的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政策转型的经验教训，尽快构建符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国际贸易规则、以提高竞争力为导向的农业政策体系。

以农业政策转型引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找准关键环节进行深入研究。一是如何提升我国农业的基础竞争力；二是如何提升我国农业的非价格竞争力；三是如何提升我国农业的供应链竞争力；四是如何提升我国农业的政策竞争力。

八是关于把创新作为培育新增长动力的根本途径。

在新常态下，必须把创新作为培育新增长动力的根本途径。2015年，高新技术产业增速高于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4.1个百分点，创新创业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比如，企业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提高，创新主体地位增强；更多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利用全球资源进行开放创新；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所领先等。但是，推动创新发展的新动能还在萌芽阶段，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仍然突出，一些制约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

为此，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全面客观地认识创新发展，增强改革的定力和信心。创新发展要兼顾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重塑制造大国的竞争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