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应用型高校建设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能不能把握所服务的区域、行业的技术进步趋势，是不是起到先进技术转移和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对接产业链也好，对接创新链也好，这是高等学校与经济社会发展供需关系联结的核心枢纽。

应用型高校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找准定位，核心是两件事情，一件是把握住国家、区域、行业发展的战略；另一件就是坚持产教融合这一转型发展的主要路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把供需两个方面联结起来的有效微观机制。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偏差。我们讲转型的路径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融合在什么地方，合作在什么地方？在技术进步上。衡量应用型高校建设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能不能把握所服务的区域、行业的技术进步趋势，是不是起到先进技术转移和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对接产业链也好，对接创新链也好，这是高等学校与经济社会发展供需关系联结的核心枢纽。

高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这个行业的技术变化对这个行业带来的变革是什么，在行业技术进步这个路线图中寻找人才培养的定位，不是简单地看当前行业需求是什么。只有把握住了产业技术进步的趋势，了解了行业的基本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要求，人才培养就能与经济社会需求很好适应。

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两句话。产教融合是目标，校企合作是具体实现形式。高校转型发展是要通过校企合作这个路径，进入到这个行业中间，去适应、推动和引领这个行业的技术进步。没有产教融合这个目标，校企合作就是盲目的，就会浮于表面化、形式化，尽管学校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收益，但不能长久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当学校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在行业的技术进步里面，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对行业企业的发展的趋势和需求是可以判断的。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产与教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1952年—1958年国家进行院系调整以及其后大规模部门办学体制的形成，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解决产教结合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来体制下那种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密切联系逐渐淡化，但问题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在高等教育供给量不足的情况下，人才培养供给与经济社会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就还没有那么突出。所以，产教的问题、校企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普遍性的问题，但在今天有特殊性。

第一个特殊性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人才培养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浮出了水面。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并且在向普及化发展的时候，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就开始凸显出来了，原来沉在水面下的产教关系问题开始浮到水面，迫切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产教融合的新机制。

第二个特殊性是科技进步的加速要求从过去讲从产教结合升级到产教融合。在技术进步速度相对比较慢的时期，传统的模式是把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成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后，通过总结提炼系统化为课程和教材再教给学生。但随着知识更新、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传统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比如说信息技术，一般认为信息技术2.5年就更新一次。这就意味着一个本科学生的培养周期内，专业知识体系已经更新了近1.5次。产教融合实际上是进一步地把高等学校推进到技术进步的前沿，以与经济社会活动更加紧密的结合方式来完成知识、技术、技能的积累、传承和创新。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同志一直在提，政府要做好人才需求的预测来指导学校的人才培养结构改革。这确实是政府应当加强的工作，但我个人认为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政府可以明确掌握的信息，主要是公共部门的需求，比如说教师、卫生医务人员的需求，政府是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人口和城镇化、财政预算等因素来预测的。第二个部分是政府难以做到的市场领域的微观的需求预测，政府可以作趋势性的预测，可以提供尽可能多的多样化信息。这对学校当然是有用的。

但是，第一，这部分需求不可能很具体，是偏于宏观的；第二，需求的分析也只可能是面向全国的、区域的、全行业的，不太可能直接适用于某个学校。就好比对企业来说，宏观经济的预测一定是十分重要的，但解决不了企业的市场定位、产品研发等具体的实践问题。

因此，我们一直强调，应用型高校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找准定位，核心是两件事情，一件是把握住国家、区域、行业发展的战略，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是服务发展战略，你服务于哪个领域的发展，首要的是服务于哪个领域的战略；另一件就是坚持产教融合这一转型发展的主要路径，把握需求的核心是把握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的趋势，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把供需两个方面联结起来的有效的微观机制。

对企业而言，校企合作当然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但对教育部门来讲，不应当从公益事业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互利的合作，只有互利，才能长期、才能深入，才能形成技术技能积累创新的共同体。从互利的角度看，校企合作的难点就在于许多高校的人才、科技服务能力不足。

解决好这个难点，首先是地方要发挥作用，在当地为学校搭建一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平台。例如，校企间的人才交流，让地方组织部门来做，把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派到高校去，高校的教师可以到企业去进行锻炼培养。政府搭台，这是我们的一个体制优势。

其次是要搭建一些大的合作平台，鼓励行业领先型的企业与高校合作。高校与行业领先企业的合作，构建行业先进技术转移通道，可以较快地获得与本地企业开展合作的技术优势。平台化的优势在于可以吸引一些大的企业进入。大企业实际上是一个生态体系，是一个产业链，高校在这样的校企合作大平台上，表面上是在与一个企业合作，实际上是在与整个产业生态链合作。中心正在积极建构这样的平台，也得到了很多企业的积极响应。

平台只是搭建一个桥梁、一个渠道，关键还是高校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努力增强自身的能力，企业和高校就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互动互助关系，企业获得了收益，高校获得了研究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的提升，地方经济得到有效发展，实现了多赢的发展目标。最后一个就是学校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集中资源在服务主要战略方向的学科专业集群，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突破，形成竞争优势，那么在这个领域，校企合作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一个领域有了突破，可以带动其他领域加快发展。这就是我们经常倡导的，要实施大舰战略。

地方高校转型主要是要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些学校担心说，我为地方服务是不是太土了、太Low了，与大学的定位不相称。

首先，服务地方是服务国家最基本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学校都是守土有责。

其次，解决地方性的问题，很多时候直接是国家级、世界级的问题。服务上海的金融业、北京的高科技肯定是国家级的任务，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治理、三江源头的保护、怒江人民的脱贫是不是？一样是。比如三江源是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青海的高校服务好了国家公园建设，实际上就是在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提供有效服务，就能培养这个领域的一流人才，就能做出世界级的研究成果。

第三，在实践中取得的认识成果，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在实践中取得的认识成果，本身就是超越区域、行业和国界的。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和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一所高校服务什么，实践什么，没有高低之分，关键看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东部地区经济结构多样，高校布局相对也多，竞争也大；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单一但自然环境民族多样性突出，高校布局相对也少，竞争也小，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服务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