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们国家整体而言，职业教育相比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滞后的。”日前，在浙江省职业教育服务工业强省与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樊明武说，他从事的科研项目需要委托工厂加工设备。结果，合同签订了一年也没有等来设备，因为工厂找不到合适的工人。

科研任务紧迫，院士不得不叫团队中的博士生加工设备。博士生说自己从来没有操作过机床。“你是搞机械的博士生，将来面对这种情况就得往上顶。”樊明武说，“我站在你旁边，操作出了问题我负责。”最后才把这个设备加工出来。

樊明武院士表示，如果我们国家能培养一大批顶天立地的高技能型人才，既能干高端的活儿，也会干低端的活儿，中国制造的国际地位将会进一步提高。

高素质技能人才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关键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闻邦椿说，目前世界全年的钢铁产量为15亿吨左右，中国的钢铁产量约为6亿吨，约占世界钢铁产量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是我国钢铁生产的能耗指标与污染程度却比美国、日本高很多。

闻邦椿院士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有“制造大国”与“世界工厂”之称，这是符合实情的。然而，中国很多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但是价值链却处于低端。以数控机床为例，国内年生产机床数量居世界第一，产值却排在全球第10位左右。

“产量并不代表质量，中国制造业在提升产品技术水平与质量方面还面临非常繁重的任务。”闻院士语气凝重地说，中国产的不粘锅约100元人民币/个，而德国、日本制造的不粘锅1000多元人民币/个。

樊明武院士讲了一段他的亲身经历，有4名机械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应聘院士科研团队。面试时，樊院士给他们出了一道简单的题目，即画一个“三通”。两名应聘者问什么是三通，无从下手；另外两名应聘者知道三通，但不知道怎么去画。只有其中一名硕士生画了半天，勉强交上答卷。

“这就是我们人才队伍的现状。”樊明武表示，不要看高精尖产品如何复杂，它的机械设计也是从螺丝钉开始，从基础质量开始。在德国的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发现到处都是十分先进的设备，但他们训练技能工人并不是从操作先进设备开始，而是从搬、拿零部件等最基础的工作开始，以让他们养成脚踏实地的职业精神。

全球制造业的竞争不光体现在航空航天与生物技术方面，而且体现在日常生活的高端用品中。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发展的关键在于质量提高，如果没有培养出一大批懂制造业的高技能型人才，将来这个目标就很难实现。

因此，樊明武院士认为，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但关系到国家制造业的战略转型，而且事关国家财富创造的大局，还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和谐、幸福生活息息相关，其重要性与战略意义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国外高端制造技术工艺对我方守口如瓶

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淳生说，“改革开放30年多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在高端制造技术工艺与高技能型人才方面，必须要有自力更生、自我培养的理念。”

以国家上马的大飞机项目为例，发动机要依靠国外进口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发动机叶片精准度要求非常高，国产发动机叶片造不好。赵院士随团到美国某飞机制造企业参观考察，只要提到与发动机项目有关的议程，美方就会一切免谈。

赵淳生院士介绍，发达国家不但对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制造工艺与精度提高技术守口如瓶，而且在高端制造技术水平方面对我方保密。赵淳生说：“国内很多高精尖产品的原理、设计都做得很好，就是制造不出来，有些产品即使制造出来了也不可靠。”

赵院士在法国巴黎高等机械学院攻读工程博士学位时发现，他们实验室的技术员都是从职业院校毕业的，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工作时，他看到，航空学院的学生一站到机床前就可以得心应手地操作。由此可见，他们都是经过专门的职业技术训练。

“实践出真知。”中国工程院二局副巡视员徐进说，几位美国大学校长来访中国工程院时提出的第一个合作愿望就是希望美国的留学生深入到中国企业生产车间实习，了解产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

“国际市场上一年需要几十万台超声电机，国内企业充其量生产100台/月就了不起了。一方面是制造材料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缺乏制造技能人才。怎能真刀真枪地造出高技术含量产品？”赵淳生院士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赵连城正在攻克全光纤生物组织3D非线性光学内窥观察和光量子治疗系统研究课题。据他介绍，未来在化学、医学、生物学与自动控制领域迫切需要高技能型人才。

要像美国一样让机械工人拿到博士生的工资水平

“在美国，一个机械工人的工资水平与博士生待遇相当。”赵淳生院士说，国内要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让职业院校毕业生安心工作，必须像美国一样切实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工资待遇与社会地位。

每年到了毕业季节，大学生简历满天飞，2000元/月的工作岗位都找不到。可在北京由于高楼大厦多，4000元/月的电梯维修工根本招不到人。这就充分显示了职业教育的强大生命力与强劲的需求量。

徐进举例说，早年美国一部大型电梯发生故障，美国人怎么修都修不好，只好把德国工程师请去诊断。这名专家乘着电梯上下几个回合后，拿出粉笔在电梯旁画了一个圈，示意维修人员把电机的线圈加绕一个圈。电梯修好后，对方问他需要多少薪金？“1万美元。”对方非常吃惊地说，画了一个粉笔圈就值这么多钱啊。电梯工程师说：“拿粉笔画圈价值1美元，知道在哪儿画圈价值9999美元。”

当前中国工人队伍中急功近利的思想比较严重，不能脚踏实地地工作，恨不得一个晚上就变成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院士。赵淳生院士说，在这种现状下，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还任重道远。

辞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回国20多年来，赵淳生一直从事超声电机的工作。从当初4个人、15000元借款买台式计算机与普通打印机起家，发展为现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投资5.7亿元、110亩土地、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全心全意、精益求精干一件事总会有收获的。”赵院士说。

据美国华盛顿地区对经济和职业教育量化的研究，在华盛顿地区每一美元投入职业教育将带来额外的7.7美元税收。这表明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两院院士说，“抓经济就要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美国重返世界制造业巅峰的战略，更加凸显了这一点。”